（一）权威储备：宪法权威的预热与助跑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法制建设成为了党和国家推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中之重。

那么，行政复议制度的司法化和行政化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两者可否协同共存？又能否互促互进？假设可以，行政复议制度应实现多大程度的司法化？又需保有多大程度的行政化？两者的作用场域、具体指向以及范围边界是什么？这些可谓行政复议制度的本源问题，会对其改革产生根本性、全方位的影响，有必要被认真思考和对待。概括而言，主要包括受案范围的宽泛性、审查标准的深度性以及决定类型的全面性三个。

这容易引发程序上的空转，难以实质性化解行政纠纷，影响行政复议制度在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中的竞争力和吸引力。三是定期发布行政复议典型案例，新《行政复议法》第4条第4款明确国务院行政复议机构可以发布行政复议指导性案例即便就前者而言，目前亦未形成通说的标准。在200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以下简称《律师法》）第33条明确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监听以后，前述规范的适用出现了争议。（4）违反了立法法关于立法权限的规定，越权立法。

一、司法解释不得对法律保留事项作出创设性规定（一）法律保留禁止的规范论证为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维护国家法制统一与公民基本权利，宪法法律通常会将某些事项的规范制定权排他地交由最高代议机关行使，这被称作法律保留。从符合立法的目的、原则和原意切入，容易简单地把司法解释应当符合的立法限定为受其解释的对象，继而将其他法律排除出抵触的范围：其一，司法解释的导语部分通常会明确制定依据，依据外的法律自不构成符合宣称的客体。方案二是取消革委会，但县级以上人大不设常委会。

通过修宪决议修改宪法，被认为需要重新公布修改后的宪法，而修正案则不需要。第二个关键时间节点是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开幕前。这就导致七八宪法和新宪法诞生前必然会有一段缝隙。八二宪法是否会步七五宪法和七八宪法的后尘，很快又会被另一部新宪法所取代？相信这会是很多人心中的疑问和担忧。

田雷教授曾将此称为1979年修宪的派生性。从内容上看，七部法律可以分为三组：一是刑法和刑事诉讼法。

在处理宪法守与变的张力时，存在两种极端可能：一种是追求变的极端，即把国家和社会中任何重要变动都反映到宪法中。对它们的研究或许有助于我们作出现行宪法秩序的反向延长线，更多关注开端之前的起点和过去较少被注意到的隐藏的连续性。凑合的思路则本末倒置，它不仅允许法律和规范性文件与宪法不一致，甚至还要求宪法向法律和规范性文件看齐。在通过《1979年修宪决议》的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闭幕式上，叶剑英的闭幕词就题为《法律要有极大的权威》。

简言之，《1979年修宪决议》最主要的功能和意义并不在于维护它所修改的七八宪法的权威，而是服务于将要诞生的八二宪法的权威。要回答1979年为何会以决议的形式部分修改七八宪法，必须首先回到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历史情境中。在1979年5月4日的法制委员会主任会议上，彭真提出：修改四部与国家机构有关的法律，因为涉及七八宪法的修改，可以考虑提请全国人大通过一项宪法修改案。因此，所谓修宪决议修正与修正案修正间的共性远大于差别，它们都是对宪法的局部修正。

最后，通过修正案修改宪法虽然号称不用重新公布宪法，但在现实使用中，人们还是习惯于使用把修正案内容吸纳和更新到宪法正文中，而不是把修正案相对独立地附在宪法正文之后。但修宪决议与宪法修正案间的不同显然不是那么绝对和实质。

在此之前，我国从未出现过通过部分修改修正宪法的先例。在涉及宪法权威时，宪法的眼里看不到时间，它不会也不应该看到新宪法即将通过，旧宪法即将作废这样的信息。

第三，只作决议但不修宪。在人心思法的大背景下，整个国家和社会极度缺乏同时又高度需要宪法和法律权威。因此，《1979年修宪决议》的另一重要价值，就是为我国未来以宪法修正案为主的修宪方式进行探索和演练。彭真毫不避讳他的倾向性，明确表示：这个方案可能比较好些。今天，我国法制建设和现行宪法秩序的开端则很自然地被追溯至1982年12月4日现行宪法通过时。前者主要是通过预热和助跑来克服宪法权威的初始难题，为八二宪法和即将到来的法制建设储备权威。

七八宪法的修正决议直接公布修改后的新条款，而八二宪法的修正案则公布相关条款的哪些部分发生了变化。这部法律是七部法律中唯一没有基础、真正从无到有起草的，它的主要目的是向世界表明我国对外开放的意向和决心。

七八宪法和《1979年修宪决议》是我国宪法学研究中相对较少被关注的文本。《1979年修宪决议》就与七部法律的出台紧紧联系在一起，彭真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打个通俗的比方，就像既然已经决定买新车，就没有必要再投入成本和精力去保养旧车。（二）技术储备：对未来修宪方式的探索与演练本文的开头之所以要强调《1979年修宪决议》是第一修正案，是为了强调这是我国第一次采取部分修改或修正案的方式修改宪法。

但在宪法权威上，《1979年修宪决议》却在两者间建立起联系。暂时不对七八宪法进行修改，但由全国人大作一个决议。一年多之后，第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于1979年7月1日即通过宪法修正决议：同意县和县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设立常务委员会，将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改为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将县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改为由选民直接选举，将上级人民检察院同下级人民检察院的关系由监督改为领导，并对宪法有关条文进行修改。因此，立法倒逼修宪尚不能完全回答下述问题：当时既然已经决定起草八二宪法，为何还要在1979年对七八宪法进行修补？本节将通过进一步挖掘《1979年修宪决议》背后更深层的宪法功能和意义，对这一问题试做回答。

三组法律中，一般认为彭真对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法投入精力最多。在只修一条、全部修改和只作决议不修宪间，本来准备采取的是最保守的只作决议不修宪。

如学者所言，它们都是针对宪法个别或部分条文的修改。同年12月18日至22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京召开，由此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在此意义上，尊重七八宪法的权威恰恰是最符合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八二宪法的精神的。正如本文之前讨论的，彭真等领导人在最初考虑1979年修宪时，就使用了类似宪法修改案的说法。

方案二和三则至少是新立法不迁就旧宪法。不管是只作决议不修宪还是在新立法中写上本法与宪法冲突时，以本法为准，都是考虑到既然起草八二宪法的工作已经启动，没有必要在七八宪法身上再投入更多资源和精力。《1979年修宪决议》的功能和意义就应通过宪法权威的初始难题理解。（一）权威储备：宪法权威的预热与助跑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法制建设成为了党和国家推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中之重。

第一个关键时间节点是1979年5月17日。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是四部与国家机构有关的法律倒逼出了修宪决议。

报告开宗明义地指出，取消革委会和县级以上人大设常委会问题是现在修改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工作中的一个先决问题，也是关系到人民法院组织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以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修改工作的一个先决问题。邓小平的批示明确了两点：第一，新国家机构立法不应迁就七八宪法，对国家机构的恢复和改革必须推进。

此时争论的核心是：在确定了四部法律要对国家机构有关内容大动后，应如何处理七八宪法与新立法间的冲突。《1979年修宪决议》的功能是营造一种宪法和法律应有极大的权威的社会氛围和压力，让整个国家和社会开始养成尊重宪法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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